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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昆烈（1930-2009） 
一、居民和宗教信仰 寨岗地区在远古时代已有居民活动，笔者于一九七四年夏参加马安河堤建设时，曾发现民工于马安山的石场工地收集到一批石斧、石凿、石锛、骨针等经过人工打制的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初步判断是距今5000年至10000年期间当地居民的活动见证。惜因当时"文革时代"，谈"古"色变，致这些遗物散失殆尽。又于一九八六年夏，笔者与周昭亮等人曾在马安山腰发现战国时代的瓦片，在回龙村的铁矿残渣堆中发现不少唐砖宋瓦。解放初，官坑村范良屋背处的地下，发现大批灰白色火砖，由寨岗供销社购去建屋，砖长35公分，宽20公分，厚约10公分，重约12斤，判断是属隋唐时期遗物。又在酒楼小学校（都爷庙旧地）的地下挖起两块高120公分、宽90公分的石碑，刻上捐钱人姓名，除1户姓张外，其余全都是陈、莫两姓。现官坑居民已无此三姓的后裔存在，判断是属明朝以前的遗址。由此证明，寨岗地区自远古以来已有居民活动，绵延不绝。但父老相传，于元未明初鼎革之际，因兵、匪战乱，当地居民被迫逃亡外地避难，曾有一段时期出现无人居住的"绝户"状态。据阳山县志记载，于明太祖洪武初年，连县驻军貌亚孙等人行劫各村，"六乡之民，死徙殆尽"（当时阳山县分为六个乡），大概是指此事而言。 据了解，现有居民皆是在明、清朝代从外地迁来。迁来时间较长的，习称为"本地人"，皆操广州话语系，如金光乡的梁姓，其始祖于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一三九一年）以参将衔奉命来该地屯田，遂于此落业；阳爱、官坑两乡的班、蒋、梁、颜、邓、莫等（俗称"五骑六姓"）亦在此期间奉命到此地区"屯田"而落业，绵延至今，大部分皆繁衍而成为大姓，铁坑乡的韦姓亦在明朝初年来该地"屯田"而落业，其他如社墩乡岑姓、余姓，万角乡的邓姓、莫姓、胡姓，山心乡的谢姓，据说均在明朝期间从珠江三角州的南、番、顺地区迁来，迨至清朝乾隆、嘉庆、道光年间，粤东的客家人相继大量迁入，曾姓由河源迁入，潘姓由新丰迁入等等，后皆繁衍而成为大族，因这些人皆操客话语系，习称为"客家人"。 解放前，寨岗地区基本上是封闭式的封建社会，思想信仰以儒家学说为主，但揉杂佛、道学说，怪诞虚妄的求神、问卜、算命、堪舆等邪说亦颇为盛行，光怪陆离，令人瞠目，今仅择其要者综述如后： 1、"忠孝节义、法天敬祖"的封建思想居于统治地位。寨岗地区的各姓绝大部分皆聚族而居，宗族观念和宗法制度相当浓厚，普遍流行着"亲无三代，宗族万年"的说法，各姓皆有"公尝"（祖尝）的设置（在某祖宗名义下有若干田租）,"公尝"的田租多少不等，曾、罗等大姓往往每一"公尝"有田租二、三百担至四、五百担，少的仅数担或一、二十担，除供祭祖、扫墓活动开支外，余皆按房或按人丁分摊，间或用于办学或资助有优异成绩表现的本族学 生，在祭祖、扫墓活动中，已外嫁女子一律不得参加。族内的一些纠纷一般由族老主持调解解决，很少报知官府，特别有关偷窃、奸情等重大案件，亦由各房族老共商处置办法，犯者亲属只能列席旁听，无条件听从裁决，笔者于少年时曾亲见一对通奸男女被其家族捆绑置于大猪笼内投入河中处死。一九四八年间，高滩坝村的流氓分子罗灶林亦被其族人活埋而死。 2、迷信鬼神。寨岗地区历史较为悠久的庙宇有四：清朝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年）在白芒坑建盘古庙一座，清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年）在老鸦坑建盘古庙一座，乾隆年间在寨岗新埠及回龙岗建都爷庙各一座，清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年）在寨岗墟外三里许（即今老埠与社墩交界处）建娘娘庙一座。据英德、阳山县志记载，于明朝初年，贼围英德县城，曹姓虞氏率众御贼，被封为"夫人"，乡人遂立祠奉之，称为"娘娘庙"。"都爷庙"是明朝万历六年（一五七八年）随总兵陈国龙征剿瑶区八排时在寨岗地区战殁的冯、杨、欧、夏四位官兵，俗称"都爷"。其他庙宇神坛随处可见，不胜枚举。更为甚者，还在山崖、水湾处，只放置状似人形的石块，亦奉祀唯谨，统称为"社官爷"或"伯公庙"。 3、专门从事迷信职业的"喃呒"先生。解放前，寨岗地区有"喃呒"先生十余至二十人，分为两个流派，一是文坛，信奉释教经典（佛教），二是武坛，信奉道教经典。释教于清朝乾隆年间，从阳山县七拱"生佛殿"祖师韦瑞丰传给寨岗墟人甘桂和寨南区吊尾村的韦亚兰，迄今已有10代传人，约有250年至300年历史，现其最后传人是甘水。道数不知从何处传来，但亦在寨岗地区活动约300年，比释教还早数十年，现社墩乡的吕玉龙是其最后传人。文、武坛的表演程式的主要区别是：文坛的法器用皮鼓、铜钞，武坛的法器还要加用"锡角"。后来文坛为了适应习俗和招徕生意，也采用"锡角"为法器。在表演程式上，两派遂趋于一致，但其内部信奉经典仍各有所宗，更重要的是注入了儒家的"忠老节义"和"劝善惩恶"的说教，体现了儒、释、道三家的揉杂和融合，迎合了社会人们的心理需求。"喃呒"先生的法器有"抬令"(1x5寸木块、袈裟（有红白两色）、佛帽（有"五岳帽"、"五行帽"两种）、盂钵、水钟、法印（刻有"太上老君"或"道经师宝"字样两种）。两派都以附会、演绎"封神演义"、"西游记"、"四游记"等小说所虚构的神仙、佛祖故事为能事，至为鄙俗虚妄，其活动内容主要有： ①，建醮（俗称"打醮")。各村每间隔三至五年在其所在村庄的神坛，社庙处举行，时间三至五天，由"喃呒"先生烧香焚符拜请佛祖、神仙降临，以求得佑福和藉此神仙威力来驱逐和震慑妖魔鬼怪，另又在路旁立一丈余高的竹杆或木杆，杆顶挂一布条，谓之"起幡"，意即招引四方孤魂野鬼，普施超度，使有所依托，以免贻害人间。最隆重的活动是"上刀山"，用三至五丈长的杉木杆立起，杆上间隔扎上锋利镰刀，由"喃呒"先生沿"镰刀"阶梯爬至杆顶扎有十字形木架，可坐可站，施法者在杆顶上敲击铜锣，吹响"锡角"，伴以简单舞姿，念经文等。于最后晚上的"过火炼"（又称踩火坑）也颇热闹，在长约二、三丈，宽约四、五尺的路上铺上木柴，待烧成木炭冷却至尚能用肉眼看见有微红的温度时，由"法师"口中念念有词，带领由此木炭火路上赤脚踏过，随后的信男善女亦依次赤脚踏过，意谓可以消除灾难，身体安康。 ②、跳神。在建醮或在神坛神庙、宗祠居宅需举行"安定龙脉"时举行。"跳神"即神的舞蹈，意谓用此来取得神灵的欢心，使其能安居神位，不会避走他处。舞蹈由一位年轻貌美的男性法师扮成"花旦"，手持"锡角"法器，另一法师手持小铜锣，扮成"丑角"，另有法师于旁边击鼓领唱，"花旦"和"丑角"两人于铺在地上的草席上对舞，或并排旋进旋退，或交错盘旋，脚行斜步，采用摇头、扭腰、摆颈、挥袖、手舞等动作，配以鼓声、锣声、梵唱声，间或有"锡角"的鸣鸣声，缓慢有节，彼呼此应，丝丝入扣，若合符节。边舞边唱，有领唱、合唱、对唱等形式。歌词多是七言韵文，颇似山歌，内容多属人情世态，杂以打诨插科，颇能招引观众。 ③、藏花。为了能使一至十余岁小孩能平安成长，就举行"藏花"仪式，在一洗澡木盆内堆放细沙，插上采来的鲜花，男孩插白花，女孩插红花，盆上面围盖大幅布罩，由法师念经护住所谓"三魂七魄"和驱赶鬼魔侵犯。 ④、做斋（俗称"打斋")，是人殆后的丧事仪式，少则一日一夜，多则七日七夜，内容繁琐，有请神、招鬼、超度、放水灯、十王过案（帮助死者灵魂安全度过十殿阎王的审查）、爬沙（招引死者灵魂安归天上）、点主（安定死者神主）等形式。 还要着重说明的是，上述这些"喃呒"先生的鬼神观念及其一整套仪式，对附近瑶区影响深刻，瑶区"先生公"所做的"法事"，其文字内容和仪式都脱胎于汉区的"喃呒"，只不过在某些地方稍有逊色而已。 ⑤、扶乱（俗称箕笔）。万角乡吴化良主持其事，吴氏任国民党保长多年，读过十余年古文，颇熟悉旧体诗词。当时黎埠、寨岗、九陂等处不少社会上层人士皆乐于此道。"扶乱"仪式是在一直径约二尺的圆盘上盛放大米，由"扶乱"者双手持长一尺半，状若磨勾的箕笔置放在米盘上，经过烧香、点烛、焚符、念咒诸形式请到"神仙"降坛后，手持的箕笔就在米盘上慢慢移动，划出字迹，旁边的人用笔记录下来。或开口询问何事，箕笔亦在米面上划出字迹回答。实际上这是一种揣测人们心理的骗术。吴化良的"扶乱",一般是托言"八仙"降临，用预先写好的诗词来迎合当时的社会心理，如其假借"八仙"中的吕洞宾降坛写出："逍遥九天乐大虚，遨游四海下紫微，极目神州苍生苦，刀兵战火草萋萋"。类似这些若有若无，似隐似显的缥缈语言，既点出了当时中国社会战乱频仍的现实，又可以满足一些有闲阶层去追求缥缈的"神仙"境界，能够让无所依托的空虚思想找寻到心灵的慰藉，颇能获到旧社会一些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有闲阶级人士的欢迎，生意颇为兴隆。 ⑥、同善社，属道教的派别组织，在黎埠墟建一房子，设分坛组织。加入该社的大多数是有一定文化的人士，内部等级森严，分一至九层，层次越高，地位越尊，除念诵道经外，强调练习"坐功"("气功"的一种），主张通过练习""坐功"可以延年益寿，如"坐功"达到最高境界时，可以出现"物我两忘"的所谓"神仙"境界，就是大功告成之日。实际上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幻想。寨岗地区参加此组织的大概有二、三十人。 ⑦、耶稣教的传播。据有关资料记载，一九○四年间，连县基督教会派人在寨岗墟即今区卫生院右侧不远处租用民间瓦房一间，略加修葺后作为福音堂使用，揭开了宣传基督教义的先声。迄至一九一六年间，又于寨岗墟横街即现县食品厂临街厂房处，购买民房一间，改建为福音堂。自后，基督教在寨岗地区的传播才逐步走向正轨。该教会为了扩大宣传，曾在寨岗墟办义学一间，免费收录附近儿童入学，高滩坝村人罗铁君，石坑赏村人罗石清等人曾在该校读书。先后有宣教士林海光、易牧师、罗家东、黄敬修等人来寨岗福音堂主持宗教事务。在一九三四年间又在官坑、高滩营两村设立布道点。皈教信徒约有四、五十人。但后因长期经费不能独立，需依赖连县教会资助解决，兼因寨岗地区"法天敬祖"的封建思想和崇敬鬼神的迷信思想相当浓厚，与基督数义格格不入，故工作开展极其缓慢困难，在抗战初期的一九四○年间，教会事业被迫停办。由于教会的帮助，罗铁君、曾浚清两夫妇受到了现代医学的教育，两人从事西医治病、接生工作，而成为寨岗地区第一批采用西医治病，接生的开拓者。 二、辛亥革命前后十余年的兵匪祸患 辛亥革命前后，特别在辛亥革命后十余年间，由于军阀林立，战祸频仍，兵匪难分，官贼合流，使寨岗地区的人民财产遭到重大损失，现仅择其要者分述如后。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夕，即农历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三日，有从怀集县窜来寨岗墟的土匪二、三百人，这股土匪对寨岗墟的殷富商民进行勒索或洗劫后，因害怕乡民围攻报复，立即携带所抢劫的财物返回怀集。 清转民国后的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五年间，土匪头子黄土庆、黄安两人各率兵百余人分驻新埠、老埠两地、自称民军，两股土匪划河为界，各不相扰，他们本着"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匪规，对当地居民一般没有大的抢劫和骚扰，但有时亦寻找借口对殷富居民敲榨勒索。如有一次，数名土匪在街边摊档上置放红瓜子等杂食，边闲聊边吃东西，金光乡的李瑞林路经该处时，随手也抓起一把红瓜子，意欲借此应酬一下，当时匪众数人立即纠缠，强要李瑞林按手中所抓红瓜子140多粒赔钱，每粒瓜子一钱白银计算，共被勒索白银140多元。有一次，黄土庆率众到九陂地区抢劫，途经马安村时，碰到一名百斤洞排寨的中年男性瑶胞，数名土匪立即开枪将他杀毙，视民命如草芥，使人惨不忍睹。后来这两股匪因内讧火并，黄安被枪杀，民国四年秋（一九一五年）黄土庆才率众离开寨岗地区。 民国三年秋（一九一四年），土匪陈跛章等数十人乘夜洗劫寨南区的白水坑村，除将财物抢掠一空外，还开枪杀死居民三人，又掳掠十余人为人质，强迫人质担运所抢掠的财物。民国四年，广西省广宁县土匪头子严富，率匪众百余人洗劫寨南区石碱村（即今石径大队的石坎村），杀死居民潘全一人，又掳掠青、壮年男、女十余人为人质。民国九年（一九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匪首陈破章率众三百余人洗劫石坎村，掳掠年青妇女三十余人为人质。是年五月，阳山县长兼统领黄鸿猷率官军追击匪首陈跛章，在白芒坑将此股土匪击溃，接着又在白芒地区的茶岩营歼击残匪。民国十年（一九二一）五月间，旧桂系军阀沈鸿英部何才杰、张仁凤、黄鸿猷率桂军二千余人由广西省广宁县经连山县、白芒一带，占领寨岗、黎埠两墟镇，并于黎埠外围的石苍岭要隘堵击粤军第七独立旅。由于此役的大规模军阀混战，大军过处，寨岗、黎埠地区居民被迫供应粮草、伕役，社会秩序亦随之动荡不安，财力、人力都受到很大损失。 民国十二年七月十四日，土匪头子邓海率匪众百余人进驻马安一带，时约十天，抢掠居民财物，闹得鸡犬不宁，使当地居民财物受到很大损失。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九月间，土匪头子欧金生率匪众一百余人到黎埠、寨岗地区抢掠财物，笔者二伯父罗汝雪亦被掳去为人质，两年后才逃回家中。一九二五年以后，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广东成为第一次大革命的革命基地、土匪才渐渐被招抚或被剿灭，社会秩序亦随之渐趋稳定。此后，就再未发生大规模的土匪抢掠案件。 三、留省"八学生"之被惨杀与县长张旭东因枉杀无享被判处死刑两大案件 辛亥革命之际，阳山县著名匪首梁北水（梁秀清）、黄炳坤两人摇身一变，借"反清"为名，自称"民团""稍后分任阳山县总民团局长和副局长。梁、黄两人凭借其所掌握的"兵匪合一"的兵力，成为霸据阳山地区的小军阀，任意恣为，猖獗一时。迫至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初，成立阳山县国民党县党部时，梁、黄两人意欲控制和利用此一机构，但事未得逞，卒被排除此一机构之外，因当时正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广泛宣传"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等革命口号，梁、黄两人作贼心虚，恐县党部对其不利，乃愤恨交加，指使其心腹爪牙暗杀县监委徐焕文，枪伤县执委邹永华、陈秉中，以泄其愤。复又对在广州念书的留省学生多方利诱收买，但大多数留省学生在当时革命风潮的影响下，皆不值梁、黄的卑劣行为，均持反对态度，以罗启霖为首的一批激进分子曾印发传单，号召乡人打倒梁、黄的反动统治。梁、黄两人因之怀恨在心，匪性大发，早已立下杀害这批学生的决心。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七日（农历十二月十五日）留省学生罗启霖、（寨岗区石坑崀人）、陈家访、邓敬钊、邓士钊、王建生、陈凤歧（均是阳山县黎埠区人）、冯祥瑞（大崀人）、吴德业（连县人）等八人由广州乘船驶至阳山县水口乡的牛径村时，即遭梁、黄所派遣的匪徒杀害。是时被害学生陈凤歧、陈家访的兄弟陈府其在张发奎部任连级军官，闻悉此恶讯后，设法由部队调回阳山县任警卫队专员，于一九二九年一月五日侦破此案，在广州市捕获凶手关选卿、罗卓鎏两人，该年二月二十五日（农历十二月十五日）由县公署发起开追悼大会，并于是日处决关、罗两凶手以祭悼亡魂。当时参加追悼会的有数千人，祭轴挽联甚多，后为此事出版一本被害阳山留省八学生《哀思录》。挽联中以县党部领导人罗映峰、邹永华、黄正庄、陈秉中四人同挽的一联最为犀利，确是石破天惊，一语破的，兹特转录如下： 主要犯实繁有徒，岂独梁黄凶横，方弄八生惨杀； 离奇案早经参透，若非邓、张祖护，何至群贼潜逃。 注：上联的"梁、黄"两字是指梁北水、黄炳坤两人；下联的"邓、张"两字是指当时经历此案的前后阳山县县长邓兆贤、张旭东两人。 此冤案真相大白后，紧接着又发生罗启忠的被冤杀案。罗启忠是寨岗区金光乡人，性聪敏，是黎、寨地区的著名才子，与当地知名人士刘肃林、黄公汉结为异姓兄弟，十八岁任寨岗乡乡长，曾跟随旧桂系军长黄鸿猷（黎埠人，黄公汉的父亲）任随从秘书，后转黄公汉旅任副官，后又在莫国华师部任参谋。因旧桂系在军阀混战中失败，于民国十六年秋（一九二七年）返回阳山县寨岗家中闲居。该年冬至次年冬，就任阳山县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在任职期间，当时县长张旭东擅自增加税收，以中饱私囊，受到了以罗启忠为首的县财政委员会的坚决抵制，事未果行，致受到县长张旭东的刻骨忌恨，早欲致之死地而后甘心。适值于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五日县城召开追悼"被害八学生"大会时，罗启忠亦受邀参加，事后县长张旭东借口有事商量，特行召见他。在接见．时，张旭东突然变脸，借口罗启忠身佩曲尺手枪，是意图行刺，便即将罗启忠拘留审查。不数日，即伤令其心腹凶手乘半夜无人知觉之际，将罗启忠拉出县城郊外枪杀毙命，并谎称罗启忠畏罪潜逃，致被追捕误杀云云。此冤案发生后，社会舆论哗然，尤其是黎、寨地区人士更是怨愤难平，纷纷到留关公署及省府上诉，于一九二九年春由韶关绥靖公署派专员罗仕黎到阳山县查办此案。案情大白后，将张旭东扣押，后交给绥靖公署公法处长罗杏祥审理判处死刑，此一冤案才得到昭雪。这是阳山县历史上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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